襄阳市福建商会

在走进樊城老城区之前，我们一直孤陋寡闻地以为，福建商人的足迹远在天涯海外或者通都大邑，与襄阳似乎没有太多的渊源与瓜葛。但当我们在已经拆除的樊城解放路南侧与交通路北端的交接点，亲眼看到一根形体庞大的石立柱，知道它是福建会馆唯一残存的建筑构件时，我们才恍然大悟：闽商，也和山陕、赣商等诸多商帮一样，曾在襄阳写下一笔厚重的经商史。

樊城的福建会馆又名“天后宫”，位于交通路（民国时称前沟）火巷口西边，黄州会馆北侧，樊城旧城改造前的“中国农业银行解放路分理处”营业室就是会馆旧址。《襄樊市房地产志》记载：福建会馆始建时间为乾隆年间，1927年停止业务。在“会产”一节中记载有两处会产：一处是交通路79号，砖木结构，乙等房，1栋11间，550平方米；一处是马街处53号，1栋6间，162平方米，民国前修建，一直保留到1985年才拆除。根据现场调查，第一处房产即黄州会馆北的福建会馆，1970年拆除一部分改建成电池厂，直到后来面目全非。据本地人说，曾有一块两米多高的会馆石碑埋在路边下水道。2014年，樊城旧城改造时，解放路中段南侧临街建筑全部拆除。

在朋友收藏的一张《湖北省税务局房产缴款书》上，纳税人姓名栏为“福建会馆”，其地址为“樊城区三兴街14号”，票据是1952年12月7日开据的。解放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改名复兴路，但三兴街无考。

82岁的熊秀贞老太在交通路6号生活大半生。熊老太说她从小便没有了父母，是跟叔伯嫂子一起长大的，成年后在回收店干杂活。老人家说，前沟以居民住户为主，夹杂着几家猪行、磨坊、旅店，街上有规模的建筑要数街中段西边的三义庙、黄州馆、福建馆了。特别是福建馆，规模虽比不上黄州馆，但建得却很讲究，特别是石墙、门前的石狮子比山陕馆还要漂亮。会馆大门两侧另外开了两个小门，进去可以看到院子内的荷花池、小拱桥、水上的亭子等景致。

襄阳五中退休历史老师李治和在老樊城长大，一直留心关注老街的历史印记。他曾于1992年在磁器街找到“福建会馆”模印砖一块，字为阳文，砖长29.5厘米，宽15.5厘米，厚6.5厘米。李治和回忆：福建会馆的门面和山陕会馆相似，规模和黄州会馆相当，因为两个会馆的开间和进深基本一致。经测算：福建会馆面阔约13米，总进深约29米，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其中正殿面阔约12米，进深10米。闽商和黄帮的两个会馆仅仅一墙之隔。临街有青石台阶，四根立柱上有横档，就是石制的护栏。

李治和还记得福建会馆大门前一对雄伟的石狮子和里面的两个天井院。他说建国初期，石狮子两旁还有卖油条、饼子、窝子面、黄酒、小蒸菜的饮食摊子。食客时常聚在石狮子两边吃面，石狮的头顶被众人之手抚摸得油光可鉴。

福建会馆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曾设樊城电灯厂。这一段历史在《襄樊文史资料》（第一辑）《襄阳民众电厂的兴衰》一文中有记载。“1933年1月5日，襄阳民众电灯厂正式建成发电，襄阳厂址在襄阳城内荧惑庙（襄城旅社后面），樊城厂址就设在前沟中段的福建会馆内，于当年5月建成发电。抗战时，国民党宪兵队曾驻扎在福建会馆，解放后，电池厂驻此。”电灯厂在5年后，即民国二十七年（1938）秋停办。

至此，福建会馆消弥于无形，只剩一砖一石和模糊记忆残存在老襄阳人心中。2014年8月，我们在现场看到的就是护栏最左边的一根石柱，伫立在一片建筑废墟中。经过测量，这根石柱高2.5米，截面边长35厘米，顶端是盛开的莲花造型。其莲花造型应与妈祖崇拜有关。

襄阳与福建虽然在地理上山高水长，但追溯历史，两地关系源远流长。早在唐朝乾宁三年(869年)，福清籍进士翁承赞从长安回福建路过襄阳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汉上登舟忆闽》：

莆田籍进士黄滔也在襄阳写下了《寄汉上友人》和《襄州试白云归帝乡》的赞美诗篇。南宋乾道年间，宋太宗的七世孙——世居邵武的赵善俊任襄阳知府，颇有建树。明嘉靖年间，长乐人陈洙以户部郎出知襄阳府，筑堤赈饥，拯救了不少饥民。天启年间，福建晋江吴氏三兄弟（吴可官、吴可升、吴可昆）来襄阳谋生，其中吴可官儿子吴华授为襄阳通判。隆武时期，兵部尚书唐显悦也任襄阳知府。

据统计，明清时期共有二十多位闽籍人士在襄阳各县为官。据《谷城县志》记载，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福清籍进士林凤仪在谷城任过县令。清末民初，龙岩林氏家族迁居丹江口、老河口、谷城等地经商谋生，繁衍发展。其中林达夫兄弟在老河口、谷城参与建立了福建会馆，以此联络闽籍乡亲，介绍生意，扶贫济困，为往返闽籍客商提供住宿等方面的服务。

福建和襄阳在历史上另一个交集是中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是始于清雍正年间中国到俄罗斯一条重要的茶叶出口商道。这条商道以山西商人运送茶叶为主。一条线路从福建经水陆路至江西上饶，另一条线路从湖南安化，再经汉口集中通过汉江水道运到樊城，一部分茶叶继续经唐河运送至河南南部的赊店（今社旗），然后起水由陆到山西、内蒙，跨外蒙至恰克图，经乌拉尔直至莫斯科、圣彼得堡。

福建是万里茶路上茶叶的主产地，樊城作为汉江入唐白河的重要水运联运节点，在襄阳的福建会馆极有可能也为其茶叶贸易服务。中俄万里茶道是中蒙俄三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今年8月，武汉市政府和媒体已经举办“重走中俄万里茶道”活动，为申报世界遗产做准备工作。因此，襄阳的山陕会馆、福建会馆的保护和相关学术研究工作应当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

到了上世纪末，沿着先辈的足迹，已经有300多家闽籍企业6万多闽籍人士到襄阳投资兴业。他们带来了沿海改革开放的意识，以敢为天下先和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在襄阳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现在，襄阳已有2007年成立的福建商会、福清商会，2013年成立的襄阳市泉州商会。它们和会馆有着相同的地缘性因素，可谓是福建商业文化的一脉相承。

清初，老河口的商业不断发展，外地商贾日益增多。各地商人“离故土，辞乡邻，跋涉山川，懋迁河口，生意顺遂，安居乐业。”他们为了维护同乡、同行商人的利益，帮会组织相继成立。于是在江苏、抚州、黄州、武昌、山西、陕西、湖南、河南等“八帮”之后又发展了怀庆、汉阳、福建、浙江、徽州等商帮，增加为“十三帮”。他们借“神灵偶像”与同乡同行之谊，陆续修建了包括福建会馆在内的16座会馆。光绪《光化县志》《坛庙》卷记载有“福建会馆，新盛街东”句。老河口耆旧回忆：老河口福建会馆又名“天后宫”，位于新马路市轻工局院内，坐东向西，大致建于清朝道光初年，砖木结构，一般会馆建筑形式布局，大殿高大，另有一院平房。1940年被日军敌机炸毁，只剩大殿。1965年光化县轻工局拆除改建。现在已经无迹可寻。

谷城旧志载有“怀故土馆庙以兴”一语，此语反映了当时各帮会选定地点，集资兴起“会馆”和“家庙”的起源。从清朝末年到1946年，谷城县城建有江西会馆、山陕会馆、福建会馆、湖南会馆、河南会馆、绍兴会馆、徽州会馆、江南会馆、武昌会馆和黄州会馆。

谷城县城关的福建会馆，又名“天后宫”。谷城文史学者曹庆国对会馆素有研究。他说，根据资料记载，清朝中期建于中码头街东端，建筑规模在各会馆中属于中等，大殿中供奉“天后娘娘”牌位。福建商人主要经营南货，时称闽广杂货，即现在的副食日杂之类。福建来谷经商者大部分短期居住，定居者寥寥无几，而且多分散居住县内各乡镇。福建会馆民国中期做过学校，后期又改做县银行。建国以来先后做过县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城关办事处等。其旧址产权仍为中国农业银行谷城支行所有。

南漳县城关也曾有福建会馆。据《襄樊市房地产志》记载：南漳福建会馆亦名“天后宫”，位于水镜庄白马洞下，建于嘉庆年间。其地面积不大，一层两进房屋，建筑面积200平方米。按此记载，福建会馆应位于蛮河之滨，航运时代会馆临近码头，便于货物进出和客商往来。我们数次到南漳做田野调查，只找到陕西会馆和江西会馆旧址，但福建会馆却无人知晓，殊为遗憾。

“山海兼顾”，国内外贸易紧密结合，努力扩大经营范围，是福建商人的特点。由于福建人素以从事海上贸易而引人注目，一提起闽商就与海商连在一起，其实福建的内地与沿海不同，全省既有侧重于内陆贸易的内商，又有以出海贸易为主的“海商”。内商有的也远至国外贸易，海商通过沿海贸易进入国内市场者并不少。两类商人、两个市场合起来看才能窥看福建商人的全貌。在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福州、兴化进行海上贸易的人较少，海商集中出在闽南的漳、泉两州和厦门。厦门商人“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是福建海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某些自然条件较差(山区耕地少)的地方也有不少居民投身于商贾之列，而山区的土特产照例成为经商者的依托，内商即由是而起。福建的内商比较集中的地区是闽南汀州府的连城县、中部延平府的永安县(在连城东北方)、闽西南的龙岩(清为直隶州)。山区的土特产品以及矿产品、手工业品通过商人之手行销国内外市场。

在实际生活中，福建商帮是由众多的小商帮组成的。这些小商帮受到各自所处的地域的限定十分明显，而且方言上的差异(“语缘”)也加深了各小商帮的分立状态。小商帮与各自的乡族势力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它们的活动在心理和行为方式上有着鲜明的地域和血缘关系的色彩。整乡、整族为商的习俗，构成了福建商帮的基本框架。在地域内部，以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族商族贾，在闽西北山区一带风气更盛，比之沿海这些地方家族组织更为发达。因此，福建商人在外地的会馆组织以及所谓的“郊行”、堂、会、庙、纲、福等，就大都为局部地区商帮所筹建，通省会建的福建会馆的数量，不如以地方方言为界限的小地域会馆之多。对福建商人的各个局部的小商帮来说，地域和血缘的因素，有助于壮大他们各自的势力，增强了各个集团内部的坚固性和稳定性；但另一方面又使得各局部商帮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割据性，这又是导致福建商帮总体实力无法变强的重要制约因素。

闽商外出经商，大都抱着“不富不回家”的念头。正如明朝时晋江人，杰出的方志史学家、南京工部右侍郎臣何乔远。何乔远在《镜山全集》中所介绍的他的家乡安平镇的民间习俗大体上和徽州相类似：地少而人稠，于是衣食于四方，人们皆背离家室，外出经商，十家中有七家是如此。所以在两京、临清、苏州、杭州等地多有安平人，其中甚至有十余年未曾返家的，回来后子女都已长大，以致见了面都认不出来了。

明清两代社会商品经济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地方市场和区域大市场呈现出繁荣的局面。福建商帮以经营粮食、棉花、蚕丝等农产品以及棉布、丝绸、蔗糖、茶叶、烟草等手工业产品为主。本省的特产为商人的长途贩运准备了充足的物资，而地区生产原料与消费资料生产的不平衡又为商人的贩运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如明清湖广、江浙等地粮产丰富，但福建却严重缺粮，同时也缺乏棉花、蚕丝等纺织原料，不得不仰赖于外地供给。“故漳泉贩之惠潮；兴化贩之温台，省会不足，贩之上四郡；上四郡不足，则贩之江广。”

福建山海资料较丰富，手工业也较发达，有丰富的土特商品可供输往省外，交换粮棉等物资。明清时期，福建山区的造纸、制茶、冶铁、印刷。沿海平原地区的制糖、纺织、制盐、造船等行业，与全国相比是较先进的，产量也较大。木材、果品、烟草及海味等的出产量也极为可观，这些商品都是本地商人向外兴贩的对象。明代的《闽部疏》一书就描述了福建商品输出的繁荣状况:“凡福之细丝、漳之纱绢、泉之盐、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良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在上述产品中，糖、纸、干鲜水果、蓝靛以及清代开始享誉东南的烟草都是福建的“拳头产品”。明清时期，福建海外贸易较发达，这不仅为福建注入大量资金，还带来许多海外舶来品——洋货，这也为福建商人从事国内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丰富的货物。往内地贩卖洋货也是福建商人从事的重要行当之一。

为何所有的福建会馆又名“天后宫”（也称“天妃庙”“天上宫”）？这与福建的民间信仰有关。自宋代开始,福建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都有长足发展,但因海船经常遭狂风恶浪的袭击,海难屡有发生,海上贸易者为之谈虎色变。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祈求海上风平浪静，希望在灾难降临之际有神明来保佑平安。于是妈祖就随着她海上救人的美好传说一起成为远近闻名的海神。“商人旅寄异地,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夭后尊神显庇,伴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商人在长期的泛海生涯中,已将自己的命运与海神妈祖的庇护紧紧地联系起来。他们除了在出航前到妈祖庙千祈万祷之外，在令人担心的航海中还千方百计地捎上妈祖神像或其他有关的信物,增添危难时有神在旁护佑的感觉，以此获得更多的精神安慰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妈祖是福建商人的乡土神。早在宋代，福建商人便有拜神的习俗。福建兴化城北（今莆田）的祥应庙神早已为海商所皈依，“商人远行，莫不来祷”。又《莆田祥应庙碑记》云:往时游商海贾冒风祷，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蕃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于海波，遇盗于莆苇者。其后郡民周尾商于两浙，告神以往，舟次鬼子门，风涛作恶，顷刻万变……尾曰:“吾仗神之灵，不应有此，遂号呼以求助。虚空之中，若有应声。俄顷风恬浪息，舟率无皮。”

港口石井镇的显济真君神，其居民“凡家无贫富贵贱，争像而祀之，惟恐其后，以至海舟番舶，益用严格。”泉州、漳州一带的通灵远王亦为商人所祈报，通灵远王被供奉在泉州的延福寺中。随着宋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宋朝政府在泉州设立一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来中国经商的“蕃夷”，多随季风而来。他们有每岁祈风两次的习俗。宋政府为了招徕蕃商，也把祈风作为一种正式仪式，每年五月、十一月在延福寺举行，郡守提举，率属以祷，典礼极为隆重。“宋宣和二年，提举张佑陛辟，朝廷至颁似香诣殿焚之，其重如此”。深受蕃商习俗浸染的福建海商，在官府的提倡下，也信仰这一神灵，“每岁之春、冬，商贾市于南海暨番夷者，必祈谢于此”。发源于莆田孤岛上的林默女神也为众商所奉祀，后经朝拜册封为“顺济”女神，故商贾尤籍以指南。

明清时期，随着官方海外贸易的日益衰落和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与官方贸易相适应，缺少乡土气息的通灵远王信仰也日渐淡化，明清两代对延福寺几乎没大修过。代之而起鹊立于众神之首的是与私人海上贸易相适应的，又有浓厚乡上气息的妈祖女神。“顺济”女神、天妃、天后只是朝廷对林默女神的封号，而妈祖则是民间的称呼。明清时期，经商各地的福建商人“无不奉祀天妃”。

福建商帮自然也把将家乡的林默女神奉为乡土神、保护神的信仰带到汉水流域。现在，妈祖神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国界而被誉为国际性的航海女神。这也是襄阳境内历史上的福建会馆都曾名“天后宫”的原因。